渡汉江
宋之问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此诗是宋之问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河道）时写的一首诗。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岭外”，即五岭之外，指今广东大庾、骑田、萌渚、都峤、越城等五岭外的地方，也就是宋之问的贬所。宋之问不幸流窜于这五岭之外时，已经远离家乡。他对家人、亲朋的思念，自然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萦绕心间。到“经冬复立春”的节候变更，这种思念就更为急切和强烈了。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近乡”，不是故乡，指故乡附近。其“情更怯”与“不敢问”相呼应，写出了作者有难言的苦衷，无法倾诉。本来，诗人期盼着春天的到来，希望能够顺利还乡，可当春天真的来临时，他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迎接，把自己还乡的心愿付诸行动。“情更怯”与“不敢问”都是“情”的具体表现。
“情更怯”是由“情”之真、之深而发展至极至的状态，已经超出了“不敢问”的程度。按照常情，当作者隐隐看到来自家乡方向的帆影时，他应当高兴；当作者隐隐听到来自家乡方向的笛声时，他应当激动。可是，离家日久的诗人，总以为来日无多，无法承受意外之喜或意外之忧（生离死别）的极端刺激，所以心情产生异变，极度紧张，变得胆怯、恐慌、害怕，不敢打听来人的消息了。
“情更怯”与“不敢问”是饱含诗人此时此地复杂微妙感情的传神之笔。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有些作伪：如果真的是“近乡”，何至于“情更怯”，至于“不敢问”呢？如果真的是“情更怯”，至于“不敢问”呢？因为“情更怯”与“不敢问”是相互矛盾的。其实，这两句并不是作伪，而是深刻而真实地揭示了诗人此时此地特殊复杂的心理状态。
“情更怯”与“不敢问”是互为因果的。本来，诗人想急切地知道家里家外的一切，可当自己真的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由于多年贬居，自己已经成为生疏的客人了，那诸多贬居期间亲朋好友的生死未卜、聚散难定，使得诗人“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情更怯”是因，“不敢问”是果。可是，诗的进程却从“果”开始，从而更深刻地展示了诗人“情”的真挚和深沉，使诗句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情更怯”与“不敢问”还是互相转化的。本来，“情更怯”是因“不敢问”而不问，可“不敢问”又因“情更怯”而不问。这种因果关系又由于诗人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用笔而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双向互动关系：因“情更怯”而“不敢问”，因“不敢问”而“情更怯”。诗句的意蕴变得更深厚，诗的形象变得更鲜明，诗的韵味变得更浓烈。
“情更怯”是因，“近乡情更怯”是果，本来可以抵近一步说“近乡情怯”，可诗人却把“更”字置于“情怯”之前，使诗句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诗人不仅把“情”之真、之深、之切表达了出来，而且把“怯”之切也表达了出来，从而构成了“近乡情更怯”这一极富表现力的特定意境。
“不敢问”是因，“不敢问来人”是果，本来可以抵近一步说“不敢问”，可诗人却把“来人”二字置于“问”之后，使诗句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诗人不仅把“不敢问”之由表达了出来，而且把“来人”之难也表达了出来，从而构成了“不敢问来人”这一极富表现力的特定意境。
诗人通过运用“更”字和“来人”二字，把“近乡情更怯”和“不敢问来人”这两个因果关系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诗句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诗人不仅把“情”之真、之深、之切表达了出来，而且把“怯”之切也表达了出来，从而构成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一极富表现力的特定意境。
这首诗，一个“怯”字，把诗人归乡时既急切想见到久别的家乡、又怕见到家乡的矛盾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真切自然。把诗人那欲归不能的无奈心情和在即将到家时的复杂情感表达得曲折尽致、真切自然。
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把真挚的感情和生动的形象有机结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宋之问久在岭外，一旦潜归，又行踪无定，自然不敢弄假成真。本来，诗人期盼着春天的到来，希望能够顺利还乡，可当春天真的来临时，他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迎接，把自己还乡的心愿付诸行动。这种复杂微妙的感情，诗人表达得真实而又深刻。
这首诗语言朴素自然，感情真挚、深沉、真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诗人把久在岭外、潜归探亲的特定心境刻画得细致入微、真切自然，把矛盾心理、无奈心情和复杂情感表达得曲折尽致、真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