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桴浮于海
《论语·为政》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罚只能使百姓免于犯受惩罚，而不能说明他们知道羞耻、有廉耻心。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于是，孔子退而求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刑”，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但这毕竟已退而求其次了。再退，孔子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论语·为政》篇接着记载：“子曰：‘一事，无道。’子曰：‘乘桴浮于海。’曰：‘言不可以行也？’子曰：‘言不可以行，其言之不行，可耻矣也。’”这段记载的意思是：子贡提出再为治理加一件事，孔子不同意，子贡说：“那我从此乘船到海外去，不干预政事了。”孔子说：“言不可以行，其言之不行，可耻矣也。”意为，说得到做不到，才是最可耻的。
孔子为什么不同意子贡的“乘桴浮于海”呢？因为孔子认为，士不可以“言而不行”。士以言出必行、重然诺、讲信义为立德之本。如果“言而不行”，不能为社会谋福利，不能为尽义务，不能为一民造福祉，只是空谈高论、耍嘴皮子，那就失去了立身行道的基础，就失去了作为“士”的起码资格，当然就“可耻”了。
孔子为什么不赞成“乘桴浮于海”呢？因为孔子认为，士应该“笃行”，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反对“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与”那种言行不一、言过其行的行为。如果“乘桴浮于海”，虽然没有直接干预国政，但逃避现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不合作、不支持、不参与的态度，同样是一种“言而不行”的表现，同样失去了“士”的资格，同样“可耻”。
孔子为什么不同意“乘桴浮于海”呢？因为孔子认为，士应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应该“知其不可而为之”，应该“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即士应该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积极用世，为国为民尽义务、谋福利、作贡献。如果“乘桴浮于海”，就失去了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样失去了“士”的资格，同样“可耻”。
孔子为什么不同意“乘桴浮于海”呢？因为孔子认为，士应该“君子欲讷其忿，遏其情，殉其欲，亡其身而不殒其志”，应该有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念，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乘桴浮于海”，就失去了这种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同样失去了“士”的资格，同样“可耻”。
孔子不同意“乘桴浮于海”，是因为他认为“言而不行”最可耻，因为逃避现实同样失去了“士”的资格，因为失去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样失去了“士”的资格，因为失去了高远志向和坚定信念同样失去了“士”的资格。这就是孔子的处世智慧，也是他的主张和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