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曹操的传奇人生，自然不能忽略他之子曹丕的卓越成就。
然而，要全面理解曹丕这位历史人物，就必须将他与曹植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析。毕竟，“七步成诗”这一典故已经深深烙印在后世读者的心中，成为解读他们兄弟关系的重要钥匙。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创作于黄初元年（220年），正值曹丕刚刚登基不久的时期。由于在争夺太子之位时，曹植曾构成重大威胁，因此曹丕始终无法释怀。当时，曹丕给曹植出了一个难题——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否则将执行严厉惩罚；令人惊讶的是，曹植竟然“出口成章”。最终，曹丕不得不放过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弟弟。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千古名句，字字泣血，道尽了兄弟相残的悲凉，千百年来成为手足相残最形象的写照。
曹操共有25个儿子，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曹丕、曹彰、曹植和曹冲四位。
前三位均为卞太后所生，而曹冲，这位被誉为神童的皇子，年仅13岁便因病早逝。
曹彰于黄初四年（223年）进京朝觐时突然离世，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后世诸多猜测。
与曹植不同，曹彰手握重兵，武艺超群，如果他心生异志，试图推翻曹丕的统治，可谓易如反掌。因此，他必须被除掉。那一年，曹彰年仅35岁。
原本只是一篇探讨文学艺术的随笔，却意外演变成一场宫廷权斗的记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到底，还是因为皇位之争牵扯其中。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场斗争比得上宫廷权斗更加惊心动魄。
尽管宫廷斗争残酷无情，但建安时期，围绕曹丕周围的一批文人却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动荡的时代背景、百姓的苦难以及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同时，他们对人生短暂、生命意义的思考贯穿全文，字里行间充满了悲凉幽怨的情感，却又展现出雄健深沉的力量，这种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并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典范，影响深远。
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文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对作品优劣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于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应运而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句话是《典论·论文》中最广为流传的名句，它首次提出了文学的价值。同时，曹丕对作家的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不同文体的特点以及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文学批评史的大厦奠定了基础。
除了文学理论之外，曹丕创作的《燕歌行》更是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全诗用词自然，音节流畅，情感真挚，被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盛赞为——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
那么，曹丕与曹植这两位文学巨匠，究竟谁的成就更为卓著呢？
这也是后世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提到，人们之所以认为曹植的文学成就高于曹丕，主要是因为同情他的遭遇。在争夺皇位的这场戏中，曹丕是胜利者，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人们往往忽略了曹丕的文学才华，无形中提高了曹植的地位。持这种观点最为坚定的人，莫过于上面提到的王夫之，他可以说是曹丕最忠实的支持者。
他说读曹丕的诗，只知情为何、人为何、天地为何，而作者曹丕却隐匿在无限的朦胧之中。在他之后，创作主体成为汉诗的唯一焦点，即使是天道规律、人类共通的情感，也不过是“我”的注脚。他的诗歌迂回曲折，内涵丰富，是原始感受的自然流露；而在他之后，所谓的跌宕起伏、抑扬顿挫，不过是经过主体选择的、有限维度的刻意表现，只要求读者接受主体想要表达的部分。目的催生手段，刻意就是机巧。说曹植乃是用尽心思去说服读者，他不过是一代雄辩大师、修辞学博士罢了。说曹丕与曹植，正所谓“仙凡之别”也。
好在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提醒我们，说曹丕、曹植两人各有千秋，一个是理性诗人，一个是感性诗人，对于这两者的区别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
大师就是大师。
的确，曹丕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非常特殊，所以，当其他文人都专注于五言诗时，他却致力于六言、七言、杂言等新形式。现在看来，《燕歌行》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但在当时却无人问津，反而被批评为“体小而俗”。七言诗直到曹丕去世四五百年后才逐渐兴起，那时已经是初唐时期了。
有人说，假设曹丕如果夺嫡失败且一直活着的话，其文学成就也许会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也许吧，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二字。
由此，我们可以客观地说，曹丕在诗歌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创作了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这两首诗已经使七言诗形成了成熟的结构，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点是曹植所无法企及的。而曹植的五言诗已经达到了圆熟婉转的境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却是无人能够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