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一篇，主要讲述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国富兵强，从而取得战果辉煌的过程。该篇是商鞅的合传，记述了从商鞅入秦开始，一直到商鞅被五马分尸，葬于郑南门之内的经历。该传明贬实褒，为商鞅鸣不平。
原文：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公叔座曰：“座有善可用者，愿王以国听之。”王曰：“敬诺。”曰：“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座言之於王曰：“鞅之贤良，百十倍於痤，大王不倍痤而听鞅，国乃可安。”王弗应，微言曰“请亦治官事而已。”痤知今日言之不用，明日叩头见王，曰：“为痤病庸可乎？”王曰：“何也？”对曰：“吾荐鞅，鞅以怨我，欲杀我。”王以为不然，弗应。公叔痤死之後，遂相秦。
翻译：
原文：
鞅以三令五申之法，教百姓而实行之。方今田野不辟，禾稼不稔，举不足，食不足，寇贼不禁，边境不宁，卒有盗贼之患，至於沟壑、榛薄、湣粟之处而税之。青、徐、兗、豫、梁、雍之民，咸离其匿处而来赴戍。入秦民之教，使成教之战，率以功赏。官爵非其亲也，罚必行。地无四方，诸侯威振，交易之道通，迁转之涂明。行之一年，而秦民大怨。行之二年，及至反畔，以告之日：“法者所以爱民也，而今悉制之，是也。刑者所以救衰也，而今倍罚之，是篡民也。刑重而者，民不敢犯，所谓明刑者，积威之所戳也。故民之不敢犯法也，恐之至，而必陷於。此谓以刑去刑，其外若烦，其内若一，此谓理刑之经。而免海内之患，此谓。刑重而必行，令严而必犯。此谓严而残，刑杀过理，此谓法不信。刑者，所以罚也，而今日刑赏妄行，所罚不辜，是谓法不信。刑赏不信，则有能之士不进，不肖者不退，此谓明主不道之教也。刑赏不信，不为用，此谓明主不道之教也。刑赏已明，而後民知所辟就，知所避就，而地形已利，器械已备，夫砥砺手足，秣厉马脍，虽欲无战，不可得已。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虽迷不审，必以情断。是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者不可括，诬者不可赦也。此谓明刑无刑，必使为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
翻译：
公孙鞅用三令五申的峻法，教育老百姓，认真执行。现在田野不开发，庄稼不收成，仓廪不充实，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寇贼不能禁止，边境不得安宁，突然发生了盗贼之患，至于在沟壑、灌木丛生的地方，也要征税。青、徐、兗、豫、梁、雍的百姓，都离开他们原来的栖身之地，来到秦国应募戍边。进入秦国的百姓，都受到耕战的教育，按照军功大小，给予不同的奖赏。官爵不是关系亲近的人所专有，奖赏和惩罚一定要执行。境内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诸侯国都敬畏秦国的威严，交易之道畅通无阻，的途径也明确。实行一年，秦国的百姓都抱怨。实行两年，以至于有人反叛，有人向惠王诉说：“法是用来爱护百姓的，而今天却全部被约束起来，这是百姓。刑罚是用来救济衰弱的，而今天加倍处罚，这是侵犯百姓。刑罚重，百姓就不敢犯法，这就是所谓峻法，是积威的结果。所以百姓不敢犯法，是怕责落到自己头上，而一定会落到自己头上。这叫做去刑，从外表上看好像烦琐，而实际上却是统一，这叫做治理刑政的法则。因而免除国内的祸患，这叫做。刑罚重而必须执行，严而有人触犯。这叫做严而残忍，刑罚过度，这叫做法不信。刑罚是用来惩罚恶的，而今天刑罚和奖赏却胡乱执行，该受罚的却不受罚，这叫做法不信。刑罚和奖赏不信，有才能的人就不肯进来，没有才能的人也不肯离去，这叫做明君不道之教。刑罚和奖赏不信，百姓就不肯为他效劳，这叫做明君不道之教。刑罚和奖赏已经明确，然后百姓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地形已经有利，器械已经准备好，即使不想打仗，也不得不打了。有疑问的，从轻处理，功有疑问的，从重处理，即使弄不清楚，也一定要根据情理决断。有才能的人不可埋没，没有才能的人不可掩饰，的人不可宽宥，诬陷别人的人不可赦免。这叫做明刑无刑，一定要让做善事的人得到好处，做的人得到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