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下一句是“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句话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原文如下：
“及就篇咏，实多沉着；至于一篇二篇，亦有时而可采。然刍荛狂夫，辞白义浅，随句见意，十句五见，不为精采，故者虽多，亦甚不犯。然频览篇籍，多咏之诗，予亦不能多出此数，删其繁文，去其浮言，少而实，短而长，可以播于乐章，达于情性，以副作者之用心，亦读者之应知。诚知所言，非敢为报，而以此言为诸君子之刍荛。然比者，有诗人多兴自贬，若无自贵者，或呼为诗之髓，诚为近之。一篇十句，五句道题，两句道景，三句说情，说少情多，诗之蠹也。题是诗义之府也，景是诗词之薮也，情是诗力之锇也。触事兴情，因景立意，题取径不一，景取于目，情取于心，则诗家理矣。然，诗之路有三，一曰：铺采摛文，二曰：体物写志，三曰：直书其事。其直书者，不傍出语，而意余言外，加以沈思，易为功力。又如孔子序《书》而直发丘明之意，此直书之尤也。嵇康《》，直述子微，不傍引他辞。曹植谢玄，亦专述高志，直书其事，以尽情性。自非通方广识，赡学高才，其何能至？近代唯诗人李、杜、吴、韦之徒，稍近其旨。至于沈、宋、之章，庾、鲍之咏，杂有今古，自余为诗，常恨少陵奇物，而意其专事拟古。比又回心，志在直书。其易为功者，体物写志，亦诗家之至也。然二者，故为诗家之大车辕，未为必当。至如铺采摛文，亦诗家之驰骋，虽亦空文，而辞翰华丽，故在诗家，亦是一格。诗家又曰：诗有三义，一曰：风人之诗，二曰：骚人之诗，三曰：策人之诗。风人诗者，所以被事物，主情性，而歌咏之，使情性于事物之中，事物于情性之外，两不相背。若《邶鄘》之诗，《小弁》之怨，《巷伯》之刺，其亦庶乎！至如《离骚》、《九辩》之类，皆自悲而疾，从坎而怨，言冤苦未伸，亦情性也。骚人诗者，亦各追风人之意，而义归讽谕。若《雅》、《颂》之兴，则因物而讽，因事而谕，不斥名而教，不直指而诮，用婉而成章，恃物而比兴，犯而不犯，讳而不讳，为复谏之体。然则古之诗人，刺讥比兴，皆当此焉。至于策人诗者，所以策贤人君子，使其自勉，亦诗人之深义也。故风人之诗，其文新而和；骚人之诗，其文隐而刺；策人之诗，其文直而正。此三义，诗家之大节，而诗教之尤深。故自九卿已来，见诗之人，可胜言哉？然而诗之轨躅，可陈言者，其略有三焉：曰：质而径，曰：直而切，曰：核而实。质而径者，辞质而径，至于率直，不假雕饰，不用奇艳，此诗家之至也。直而切者，言直而切当，发言不迂，直书其事，不引他辞，此亦诗家之至也。核而实者，事核而实，不饰虚辞，亦诗家之至也。至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教也。当亦兼之，非此所论。故曰：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有诗家之所尚者焉。又曰：凡为文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须言揣文，虽有辞采，亦非忠实。然则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授于言。顺此而言，皆有义贯，非以骋文也。及至操笔，言发意先，辞切而情见，此十分已得六七矣。因意树文，文既足以庇意，亦当简辞，勿使妨意。若文不足庇意，则意浮，然意亦不可尽文，尽则意无所余，犹言不可尽信，信则言无所立。文止于意，犹言止于意也。故自今已后，更无摈绝文章，然而约其辞句，省其浮词，句无可削，字不得减，虽诗已成，复有重改，所以去其浮词，理定辞遂，亦文章之精也。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今，乃名已立，虽位不去，而心泰然。不然，更行一年，是谓蹉跎。若至明年，后春，又须上表，为陛下陈时事，直言其事，无避忌讳。不惟得风人之诗，亦当进骚人之咏，兼而欲以广陛下采诗之美意。故诗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叶湑湑，风其吹矣，对秉兮，以孔方兄，吾岂为其萦乎？’又曰：‘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闻之者足以戒，声为律而词为诗，名一而实二，天地之大德，百王之极，欲其行之，使诗之美，犹金石之铿锵，竹帛之缛采，百世不能易也。故仆之诗，所谓志而直书，事而必切者，此其大略也。故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凡百君子，宜体此意。”
在这段文字中，白居易提出了自己的现实文学主张，强调诗歌创作要反映社会现实，为时代而写，为事情而写。他认为诗歌应该直接表达情感，揭示社会现象，而不应该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形式的完美。他也强调了诗歌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认为诗歌应该具有讽刺和劝诫的功能，能够启发人们的思考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