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那个特定的日子，即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像往常一样，在清晨时分便起身，随后以一种闲庭信步的姿态，步入了一个幽深的洞窟之中。
这究竟是天意使然呢？
就在王道士的注视下，一面墙壁突然间出现了异动，一道宽阔的裂缝毫无征兆地在墙体上显现开来。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王道士心中不禁泛起了一丝寒意，他感到有些惶恐，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裂缝，究竟是对他的一种警示，还是……
然而，强烈的好奇心最终还是战胜了恐惧，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一只眼睛贴近了那道裂缝，向洞穴内部窥视，他感觉到里面似乎是一个深邃的洞穴。
他的好奇心愈发强烈了，他费力地拓宽了那道缝隙，然后踏入了洞穴之中。
这个洞穴并不小，里面陈列着无数珍贵的文物，满满当当，仿佛是一个古代宝库。
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的悲哀吗？
就这样，厚重的历史文化、敦煌的瑰宝，在历史的某个节点重现于世。
它们出现在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时间，由一个不应该发现它们的人所发现。
它们不知道，它们此刻的曝光，既是它们的悲哀，也是历史的遗憾，更是在中国的耻辱柱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那个清晨，沙漠之上，日出的光芒显得格外明亮，闪耀着耀眼的光芒，而那抹红润的色彩，宛如鲜血般浓烈。
02
王道士在洞窟中随意地翻找着，当然，他并不懂得这些文物的真正价值，他只是想，这些东西出现在我的面前，八成是神灵对我这些日子的辛劳的一种奖赏，它们是在让我用这些物品来换取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不能辜负神灵的好意，等明天就去见见县长，送他几件，让他关照一下我。
县长是一位文官，他看了王道士带来的经卷，听了他讲述这些经卷的来历，已经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小可，需要上报给上级。
甘肃学台叶炽昌是一位金石专家，他接到县长的报告后，立刻意识到了这个洞窟的重要性，他迅速将此事上报给了藩台，并建议藩台将这些文物运往省城进行妥善保管。
藩台听了报告后，来回踱步，他在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保管和运送这些文物，而是这些文物从敦煌运到省城需要花费多少银两，这些花费对他来说是否有实际的利益。
经过深思熟虑，藩台决定将这些文物还是留在敦煌，留在洞穴之中。
唉，彼时的中国确实国力衰弱，但还不至于连运费都出不起。不说其他，单看清朝官员酒桌上的奢靡。
而且，中国的官员也并非都是只懂得做买卖的无知之辈，否则也不会在收到王道士送来的礼物后，在安静的书房中仔细研究后，就能大致推断出这些经卷所属的朝代。
只是他们都没有一颗炽热的心，没有去思考，应该如何妥善地安排这些文物，他们只是对王道士说：“下次来的时候，再给我带一些来”，心里想着，自己收藏一些，送给那个能提拔自己的官员。
03
文物在官员手中辗转时，敦煌却迎来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有着蓝色的眼睛和黄色的头发，这些人出现在敦煌时，脸上写满了风尘仆仆，他们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即使被打、被杀，也要想办法将这些千年难遇的文物偷走几卷。
然而，他们没想到，敦煌没有关卡，他们不需要任何手续，他们就走到了洞窟的跟前，挡在洞窟前面的，只是一道用砖垒成的门，守卫洞窟的只是一把看起来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能打开的锁，而钥匙就挂在那个在洞窟跟前晃荡着的道士的裤腰上。
他们没有想象中的森严的守卫，也没有官邸让他们亮出证件，什么都没有，敦煌的莫高窟就这样明晃晃地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不禁有些失望，失望于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言辞，他们满腔的斗志在这里都没有了用武之地。
他们走到跟前，用蹩脚的中文和道士交流，然后……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随身带来的俄国商品，换走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了34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用少量银元换走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了300多卷写本、2尊唐塑；
1914年，斯坦因又来……
每一次，都只有王道士一人在把门，每一次都不需要严谨的外交辞令做铺垫。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一车又一车，中国的文物就这样走向了世界。